貝多芬、米開朗基羅、托爾斯泰。一個是音樂家，一個是雕塑家，一個是小說家，雖然他們的職業(yè)和所處的年代各不相同，但他們所追求的理想?yún)s是相同的——為了真理和正義所做出的努力。

貝多芬的童年是痛苦的。人生對他來說就好像是一場悲慘而殘暴的斗爭。父親急于想開發(fā)他的音樂天分，使用暴力迫使貝多芬練習各種樂器?？嚯y中長大的貝多芬也是幸運的。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之時，貝多芬曾遇見莫扎特，并相互交流。接著，又拜海頓為師。后來，貝多芬開始嶄露頭角，就在貝多芬離成功越來越近時，災難又一次的降臨，貝多芬耳朵的聽覺越來越衰退，他的內(nèi)臟也受著劇烈的痛苦的折磨。但他還是瞞著所有人，直到他再也不能隱瞞了，才寫信給韋格勒醫(yī)生和阿曼達牧師這兩位好友。貝多芬耳聾的程度是逐漸增加的，但沒有完全聾，可以說，幾乎貝多芬所有的作品都是耳聾后寫的。

貝多芬以他堅強的意志，以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掃空憂郁的思想，最終成為名人，貝多芬在寫給弟弟們的信中曾說過：“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而不是金錢。”

米開朗琪羅表面看上去是比貝多芬幸運的多，他不殘疾，也不貧窮，他出生于佛羅倫薩的市民家庭，從小接受貴族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藝術(shù)功底，但是他在精神上卻比貝多芬更受折磨，更大的壓力。因為他的祖國多災多難，他眼見外族侵略；自己國家的土地被侵占卻無能為力，他與貝多芬同樣孤獨一生，他的家族從未給過他任何溫暖與安慰，只是在他身上謀取利益；他到處遭遇嫉妒和陷害，，更悲慘的是，他所處的環(huán)境與奴隸沒什么兩樣。貝多芬從精神上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歡的事，米開朗琪羅卻沒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不得不為教皇們服務。唯一幸運的是，至少教皇還承認他的天賦，并且不止一次的保護他的藝術(shù)成就不遭破壞，但是他們卻剝削了他的自由，拿他當牛馬使喚，他一輩子都像拉磨的驢一樣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歲的高齡還得爬上腳手架作畫。

如果米開朗琪羅沒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許他就不痛苦了，就會以教皇賞識為榮了，然而他比同時代的藝術(shù)家更不滿足于宗教藝術(shù)，更追求表現(xiàn)尊嚴與意志。他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之一，這就決定了他和那些只關(guān)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教皇們永遠不能達成一致，決定了他將終生為理想無法實現(xiàn)而痛苦，雖然他的本質(zhì)性格是驕傲自信而且固執(zhí)的，只是他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長子”的責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姓名于不顧，這就決定了他在關(guān)鍵時刻必然會逃跑，或者選擇明哲保身，向權(quán)力屈服。特定的時代條件成就了他的偉大，卻也限制了他天才的發(fā)揮。

與米開朗琪羅和貝多芬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列夫·托爾斯泰，他從小在名門貴族長大，地位優(yōu)越，無憂無慮，亦不會像米開朗琪羅和貝多芬那樣終身忙碌，身體健康，有著幸福的家庭，有著很高的文學天賦，在別人看來，已經(jīng)是非常的完美，但是他的憂慮和痛苦正是由此而生。他厭倦了優(yōu)越的環(huán)境，藐視自己已經(jīng)擁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文學聲譽，只有生命的真諦才是他未知的亦惟獨渴望的，于是他用自己畢生的精力去求索和探尋，他所擁有的幸福感成為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負擔，如果他只是平庸的亦心安理得的享受他所擁有的這一切，煩惱是不會在他的身上體現(xiàn)的，正是由于對真理的追求和不肯虛度年華的精神才使他的煩惱接踵而來。

其實縱觀全書，在三位名人的傳記描寫中，都時時透露出了這些名人的缺點，貝多芬脾氣的暴躁，米開朗琪羅的軟弱和優(yōu)柔寡斷，列夫·托爾斯泰固執(zhí)和封建。其實《名人傳》也告訴了人們，英雄和名人并非沒有弱點，也并非就完美，畢竟他們是人，而不是神，但是這并無損于他們所做出的偉大的事業(yè)。悲慘的命運和嚴峻的考驗不僅降臨在普通人的身上，同樣也降臨在名人的身上。當我們遭受挫折的時候，應該想到這些忍受并戰(zhàn)勝痛苦的榜樣，不再怨天尤人，并且堅定自己的信仰。